江涛离开温州已经整整两年。江涛永远记得2011年9月30日这一天。在这一天，他成为温州商人跑路潮中的一员。

江涛将采访地点选在了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环路而上，这里是温州最高峰，可以俯瞰整个温州。民间传言这里风水好，曾经很多民间借贷的生意都在此完成。如今，山上喝茶休闲的人居多，聊聊风月，无关生意，更无关金融。从山顶一眼能看到温州市的地标建筑，楼高68层、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大厦，这座空寂的大楼一直未投入使用，坊间传言，责任人也早已跑路。

江涛让车一路开到山顶，他不想被熟人看见。他很后悔跑路，“我现在的身份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哪。”他表哥也欠债过亿，但坚持在温州没有走，债主为防止他表哥“跑路”，10个债主每天电话从早上打到凌晨，苦不堪言。“烦恼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常年在外，江涛对“温州人”这三个字感受颇深。多年前，只要对方问他是哪儿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温州人!”对方往往会称赞地说：“你们温州人真厉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江涛羞于提起自己是“温州人”。在不少人眼中，温州人炒这炒那，投机且不讲信用，是人见人怕的“瘟州人”。

2013年8月底，一场秋雨刚刚洗刷过这个城市，空气渐凉。江涛裹紧衣服：“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冬天还远没有过去。”在他跑路两年后，温州的商人们又以飞快的速度开始了“跑路第二季”。

因房而跑

短短两年间的放贷和炒房，让温州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再度倍增。但是，即使在春风得意的2010年，江涛也有些担心：“我们也迟早要跌在高利贷和房子这两个东西上面。”

他不幸言中。和江涛两年前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不同，两年后，2013年9月，温州的跑路风潮是因房而跑，因被牵连而跑。

2013年8月底，温州当地媒体整版整版的房产处置广告密集刊出，温州大量断供房公开拍卖。如果不是公开拍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温州楼市的断供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唯有温州的房价在下降。至此，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3个月下降，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鸿告诉编辑，2012年温州楼市泡沫被挤掉35%至40%，2013年上半年又挤掉10%左右。温州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时房价下跌了30%～40%，个别豪宅价格甚至拦腰一刀。

以江涛的两套房子为例，他买的香缇半岛的楼盘之前被炒到5万元/平方米，如今价格已下降至2.8万元/平方米左右，鹿城广场的那套房子更是曾超过10万/平方米，但如今市场价跌至4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卖掉房子都不够还银行贷款。不少像江涛这样的房主选择把房子扔给银行，不再偿还银行贷款，弃房跑路，“让银行当几年房东”。而像江涛这样已经“跑路”的人更加心灰意冷，这些房产曾是他们想东山再起的希望。

江涛在温州房产最高峰时，向银行借了1.5亿元，向民间借贷5000万元。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6000万。江涛已经完全败退，陷入“不停找盖子”的恶性循环。他的炒房团两位成员，情况与他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两年前，两位成员前思后想无法解脱，半夜里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楼自杀。

温州市法院的一位人士向编辑证实了这一事实。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从2011年到2013年，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3000套，目前还只是小部分在进行拍卖。“银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来卖，会把房价打下去，所以现在还捂着。”据统计，2011年温州全市法院委托拍卖545件，2012年为986件，2013年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法院人士预测，接下来，来自国有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将规模入市。

“温州炒房团应该是全军覆没了。”江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编辑。

好企业被牵连

目前温州当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两年前的危机已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正基于此，温州当地已成立多家民营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开始向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如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收购工商银行温州分行2.7亿元不良资产;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已与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亦与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达成了1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6月19日，浙江省首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基层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白皮书”显示，2012年5月～2013年4月，一年来鹿城法院共计受理各类金融案件6218件，标的额高达172.78亿元。这说明，温州金融案件涉案标的额不仅越来越巨大，而且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风险正从民间借贷向正规的金融借款蔓延。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也几乎无一幸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有6个在跑路风潮后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广泛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温州担保协会会长。如今，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

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在2013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银行放出海量贷款。当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一些企业凭自身资质缺乏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经理便将另外两家资质好的企业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资质较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是，好企业和坏企业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温州乐清做五金的企业老板，他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我现在背的债，不知道明年会涨到多少钱，债务是不确定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在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是复杂的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

最痛苦的是参与联保的被困住的好企业，满腔悲愤，企业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种说法在乐清开始流行：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欠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也有不少人趁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巨额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联保互保曾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创新，它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现在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

“一些大的优质企业也会被吞噬。地方政府无法调控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这个问题到春节前都无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或将到来。”周德文说。

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万，然后他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1000万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真实性审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用周德文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的途径。“你放出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编辑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成，然后将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编辑，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奔驰，奥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辆劳斯莱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糊。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旗集团涉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从小裁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外迁。浙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业，期盼矿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政策风云突变

政策的变化很突然。繁华依旧之时，2011年9月，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江涛和胡福林都觉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几个月前，江涛用1亿现金买了一个办公楼和5套房子。这1亿里面有6000万来自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经验，他可以从银行贷1.3亿～1.5个亿，“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3000万。”

2010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2010年10月以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江涛和朋友在银行都是短贷长用。比如说银行的短期贷款5000万，3个月一转债，贷款先还上，再贷给你。但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银行都要回吸存款。“银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间先借点还上贷款，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贷给你。”

“在温州，我每天最怕接的电话，就是有企业家咨询我贷款到期，到底还不还?如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还，这等于让企业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劝他还贷，他还贷后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新贷款了。”周德文说。

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消对太阳能的补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

银行变脸，胡福林投资新能源颗粒无收。此时的他，已经很难再向银行借贷到资金。在出走前20多天里，胡福林一直在还债，最多的时候，一天几百人催着胡福林还款。“后来有一笔即将到期的几千万元的银行贷款实在周转不过来，我的信心也就没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还打电话给当地政府领导，希望做通银行工作，续贷一笔钱给他，但没有结果。

“刚开始不断地让你跑100码，现在突然让你刹车到20码，不翻车才怪。”周德文后来和胡福林有过一次深谈，胡福林也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反思这是血的教训。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温州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周德文说。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业银行一下子开除了一百多个人。不少商人为表达自己的愤怒，到银行去搬桌椅板凳，“骗”字变成商人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畸形、纠结关系一触即发。以至于2011年10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温州安抚。半年后，温州金改出炉，已是后话。

彼时，为了防风险，有些大银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可以放弃温州。银行抽贷使得原先缺钱的企业更为步履维艰。温州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银企座谈会，温州当地26家银行代表悉数到场，当着市委书记、市长的面，众多中小企业主一边倒地声讨银行，要求银行不能抽贷压贷。

“‘五马分尸’，你也抽，我也抽。再这样下去，哪一个企业受得了。”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表达不满，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也告诫银行，温州的实体经济每年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将近200亿。“银行别那么紧张。”他们联合工商联32个人签字，每人拿出2000万，在报纸登出来，说不要跳楼，这里有钱。

“我们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接手的都是类似案件，路线图也都是以银行变脸结束。

另一项政策，让情势更加雪上加霜。在温州商人眼里，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最大施政动作主要是两招，拆迁、拆违。温州的很多小微企业包括作坊式工场，几乎被拆光。这一行动，被一些银行、企业界人士认为是致使温州企业加速倒闭的重要原因。

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23号文件。文件中有一个条款，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违章的土地均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到银行续贷。

温州土地稀少，大部分的企业用地都是见缝插针，多少都有违规行为。尤其温州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多，大部分的企业都在自己的工业用地上盖房子用作职工宿舍。这也是温商在危急时刻，希望透过抵押工业房产，渡过流动性危机的最后一招。奈何两年前的秋天，温商已是“叫天不应，叫地也不灵”。江涛说，这让不少企业主感到绝望，认为这项规定不审时度势，灵活变通。

一跑了之

江涛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跑路。两年前，他最吃惊的是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抛下多年家业，在中秋月圆之夜一跑了之。事发前，他还经常见到吴保忠开着500万的劳斯莱斯到处露面。

2011年9月开始，跑路随即如潮涌来，整个温州到处蔓延恐慌的情绪。在温州本地租厂房的外地老板跑得越来越多，而温州本地老板跑不掉自杀的越来越多。在温州不少商人是裸商，早就准备好各种手续跑路，工厂土地都是拿到银行抵押的，跑路后，银行即使收回土地和厂房也是烂摊子。

跑路发生在9月一点也不奇怪。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很多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江涛说，他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

跑路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觉没希望了。”2011年9月30日晚上，几个公务员债主堵在江涛家里，逼着他要钱，江涛觉得自己可能有危险。“部分公务员钱来路不明，我拿你的钱跑路，你敢报案吗?”一念闪过，江涛做好了跑的打算。“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我也很难设想。也许进了公安局，也许像有些人一样，从楼上跳下来。”江涛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换掉了4个手机号码，到山城重庆投靠朋友。对不知情父母的内疚、与妻子的不停争吵，都告一段落了。

周德文告诉编辑，在温州永嘉县黄田镇，2011年9月一个月内就有100多家企业关闭。2011年，在跑路重灾区龙湾区永强镇，仅2011年8月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金额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仅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得知，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11月8日凌晨，家住温州黄龙住宅区的童某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在家中跳楼自杀。11月11日中午，浙江嘉居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在瑞安跳入飞云江，也与担保公司放贷有关，后被江上一条挖沙船救起。11月13日，温州一家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林氏夫妇在洞头县大门镇老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

官员也加入自杀的队伍。12月20日，温州龙湾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王某跳楼身亡，法院人士告诉编辑，他也与民间借贷有关。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但也有浑水摸鱼，趁机会赖账不还的商人。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市政府包括司法部门也在严厉打击恶意欠薪，搞假倒闭、假出走、假破产的人。

跑路不是出路

2013年6月，跑路近两年的郑珠菊和其父因涉嫌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47多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郑珠菊曾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在温州有“家电大王”称号。

江涛的朋友、来自龙湾区蒲州街道的叶某、陈某夫妇，也因高息借贷5000余万元后“下落不明”，江涛知道他们租住在四川广安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几乎足不出户，直至2013年6月被抓。

8月8日凌晨，涉嫌非法吸存款2亿多元、外逃近两年的姜某夫妇被警方押解回温。夫妇俩原本在乐清办一家上规模的不锈钢企业，其公司鼎盛时年产值达8亿元。姜某夫妇是温州龙湾区警方2013年“追逃治赖”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第三对“跑路”夫妇，《中国新闻周刊》编辑得知，目前已有13名“老赖”被警方抓获或主动投案自首。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门累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温州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近年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收案数量急剧上升。2012年，全年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2年，全年收案标的额为220.39亿元，比2011年同比上升106.16%。

很多温商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2013年3月，资不抵债的森泰集团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组。森泰成立已20年，在乐清当地是明星企业，曾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

主动申请破产的企业还在增加。2013年以来，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跑到重庆的江涛选择开网店卖衣服，不再想着赚几个亿，但从头再来并不像当年那样容易。以前温州人在外地是金名片，银行最愿意贷款给温州人，对温商贷款没有限制。现在各地银行对温州老板信用审查最严格，“完全倒过来了”。尤其是温州永强的人基本不给贷款，江涛臭骂银行是“晴天送雨伞，下雨收雨伞”。

无论如何，温商的商业信用严重受损。江涛给老婆打电话，老婆也骂他：“赚了钱就吹牛，亏了钱就跑路，今后谁敢与你打交道?”

以前，江涛的保时捷和宾利的司机随时在楼下候着，现在到哪里去经常要等地铁。2012年，温州的豪车却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抢购。“现在才知道：重庆怎么这么大，好像比上海还大。”每晚很难入睡，总要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想想自己当年拿着超大水晶杯，像喝啤酒一样喝红酒，多俗气，没品位。有时电话响起，来电显示是温州的号码，江涛心中会立刻堆满不祥的预感。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正常经营的老板也受到很大影响。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出去度假，出国正常谈生意也不敢去，没事要经常出来亮个相，“几天见不到就以为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