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指挥部设在任村公社桑耳庄村，我父亲常年在那里工作。其间，他也经常到工地，不讲特殊待遇，和民工们一起抡捶打钎，清基出渣，吃一锅饭，啃窝窝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使广大群众深受感动。

崔：在红旗渠后勤战线上，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贵打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李：1960年，是国家特别困难时期。几万人在渠上，吃的用的，包括粮食、蔬菜、钢钎、炸药、抬筐、苇席等等，什么都缺，每天求援的电话及来人络绎不绝。父亲一旦遇到物资告急情况，不论白天黑夜，就要打电话给粮食、供销、商贸、银行等部门的负责同志，或者召集开会研究对策，或者直接下达供应指示。这些情况非常频繁，许多负责同志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怕完不成任务而紧张的不得了，有个同志因此还在我父亲面前难过的痛哭失声。所以，他们都怕接父亲的电话。

我父亲还有一句口头禅：这不是啥事。他藐视一切困难。对艰难的物资供应工作，他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并且亲力亲为，共同打造了一条牢固的红旗渠后勤输血线。

父亲一方面组织发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生产抬筐、席子、石灰、炸药等修渠物资。先来说说席子的故事。当时，渠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几万人要在野外搭工棚打地铺，都要用席子。杨贵和我父亲率先把炕上的席子捐出来，供工地民工使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县的机关干部纷纷把自己家的席子捐了出来。可需求量太大，我父亲又找到了泽下公社上庄村，这里盛产芦席。他们原来生产的芦席纹路很粗，父亲要求村里编成二纹席，就是篾子很细、间隙很小的芦席。这种席子在修渠工地上用途广泛，铺地上能隔潮，搭帐篷不漏雨，装粮食不漏面，还透气，所以父亲就督促他们克服困难大量生产，为民工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

还有一个抬筐的故事。修渠需要大量供石头用的筐子。因为平常用处不大，一般群众都不编。我父亲曾经在县南的东姚区当过书记，知道同在县南的泽下公社阳和大队群众擅长编箩头，就找到村里。当时群众认为编筐太费事，不愿意干。父亲了解了大家的心思，给大家作保证，让供销社加了几分钱收购，同时做群众思想工作，要大家顾全大局，为全县的修渠大事出力。群众思想通了，积极性也调动了起来。为了统一标准，他和群众一起搞试验，最终摸索出了合适的抬筐尺寸，让劳力既抬得动又抬的多。标准尺寸一定下来，村里马上组织批量生产。这种抬筐在渠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农民赶集，碰到阳和村的筐子和箩头，就都争着买。大家说，这可是人家李县长亲自抓出来的典型产品。

我还听老干部刘银全讲过一件事，一次大会上，父亲动员大家向红旗渠工地捐献物资。会上，他当场把自己脚上的新布鞋脱下来捐了出去。光着脚怎么回家呢?刘银全只好给父亲找了双旧鞋，因为不合脚，父亲趿拉着走回了家。

另一方面，对于不能自给自足的TNT炸药、钢材、煤炭等急需物资，父亲抓紧时间派人从外地采购。当时是计划经济，物资被国家计划管控，没有指标，有钱也买不到，何况当时钱也很少，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采购工作非常困难。我父亲召集商业、供销等部门的同志，组成100多人的采购队伍，分赴全国20多个省份，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协调解决，保证了红旗渠施工的正常进展。

解放战争时期，林县许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北上南下，支援全国解放事业。解放后，许多人在当地都成了领导干部。有名的像福建省省长马兴元、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湖南省委书记万达，五机部驻甘肃白银县李奎成等同志，当年和父亲都是革命战友。采购员到这些地区，都是拿两封信，一封是县委的介绍信，一封是父亲写给这些战友的信。据当年指挥部的一位同志讲，他一天就开出了几百张介绍信，不停的写，手都累的酸疼酸疼。

在福建，采购员找到了南下干部马兴元、张全金、谷文昌，向他们寻求支援。看到父亲去信，他们都很动情。他们说，老家修渠，李贵派人来寻求支援，无论如何都得支持。当时粮食由国家统一调配，没有指标，不允许买卖。所以他们安排下边同志把碎大米掺进稻糠里当饲料支援家乡修渠。

万达，曾任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父亲是老乡，也是亲戚。万达当时任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他接到信后，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木料、几万斤的木薯干和碎大米等物资。父亲还发动一切有亲戚朋友在外地任职的干部群众，通过他们的关系，寻求支援。

许多老同志讲，修渠就像打仗，打的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父亲主抓全县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发展，为修渠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崔：许多时候，你父亲虽然是县长，但常常冲在物资供应第一线，对这些事你听说过吗?

李：我听说过两件事。一件事是供销社的一位老干部讲的。那年冬天，这位干部带着一辆卡车，从山西往回拉工地急用物资。可到了平顺县城附近，车坏了。没办法，他匆忙赶回来向我父亲汇报。当时刚吃完晚饭，我父亲一听，急得不得了，马上喊了三个同志，拿上手电，骑着自行车就往平顺赶。当时的山路没有硬化，坑洼不平，父亲和大家一路颠簸，后半夜才赶到那里，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嘎嘎响。父亲带着大家找到一户农户，硬敲开门，给了人家1块两毛钱，做了一锅汤给大家喝了，才顶住了寒气。天亮后，父亲又骑车找到平顺县委，请人家领导协调了一辆车，及时把物资送到了工地，没耽误工程进度。

还有一件事，是1961年6月，省委将洛阳地区固县水库下马后留下的一批炸药、雷管无偿批转给红旗渠使用。父亲带领数百人的小推车运输队，冒着大雨，翻山越岭赶往固县，将炸药、雷管一车车运到洛阳火车站。刚集中完毕，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说有外宾通过，车站1.5公里以内不准停放易燃易爆物品。父亲又带领民工日夜加班，将炸药、雷管搬离了火车站。炸药是修渠必需物资，一天运不到，工程一天就不能继续下去。父亲认为不能坐等火车，必须自己想办法。他组织起由几百辆小推车、马车、拖拉机组成的运输队，在洛阳到林县数百里的道路上，搞起了运输。在几个月内，终于将500吨炸药、200万个雷管全部运到了红旗渠建设工地。

崔：您父亲是1976年去世的，当年你只有10岁。在你的童年里，你父亲给你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吗?

李：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这几件事：

父亲多年积劳成疾，去世前几年经常住医院。当时，有许多老乡拿一些鸡蛋等农产品来看望他。每次来，父亲都会以事情办妥给他们回信为由，让人家把详细地址留下。随后，他便让姐姐晓云和我把鸡蛋送到收购站，换成钱，然后用挂号信邮寄给送礼的老乡。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把鸡蛋卖了1块三毛钱，按父亲说的地址，给老乡寄了过去。把礼物换成钱还给当事人，是父亲的一贯作风。我和姐姐也成了收购站和邮局的常客。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家里有个衣着破烂的老农在吃面条，眼里满含热泪。母亲告诉我，这个老农为了感谢父亲，特地拿了一些蒜从农村坐车来到县城。中午，父亲硬留他吃了碗面条，并让母亲给了他八毛钱作路费。吃完饭要走时，那个老人哽咽着说，李县长，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感动的要给父亲下跪。

政府每月都要给父亲一些招待客人用的卷烟，记得有什么群英牌、双塔牌、牡丹牌。父亲有个登记本，每次招待客人后，都要记录，写清楚招待了谁，抽了几根烟。有时通讯员月初定期送来招待烟，他看上月的没用完，就会让通讯员给财务退回去。我父亲是贫苦人家出身，字也认得不多，但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干部，说大家是人民的干部，啥时候也不能忘本，给人民办事，天经地义，不能贪图一丁点儿东西，否则就是坏了良心。

记忆中，母亲打我的次数多不胜数，而父亲只打过我一次。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门紧锁。父母亲经常下乡或开会，回家时间很不规律。我只好在房子外边等。1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我又冷又饿，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到旁边的第四招待所找他。看到我没吃饭，有人让我去后边厨房看看有啥吃的没。一进厨房，厨师老曹就喊，晓红，没吃饭吧，快来，这里有半盘客人吃剩的蒜薹炒肉，给你碗大米，赶紧吃吧。我刚就着切菜板吃了两口，父亲就来了，一见我在吃，便快步上来，啪的一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父亲大声嚷道：谁让你吃的!谁让你吃的!沾公家光，影响多不好!老曹他们也一下子懵了，刚想解释，便被我父亲打断。父亲问他饭钱多少后，掏了8毛钱放在那里，接着便连拖带拽把我弄了出去。在院里，父亲狠狠地对我嚷道：你就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沾公家光。重复了好几遍。老曹这以后再也不敢让我乱吃东西了，怕我挨打。

崔：你父亲是一县之长，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吗!

李：几乎没有。父亲1976年去世，母亲1980 年去世。他们连一处房子都没有留下。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不停地换地方住，或租房、或住公房，后来住在医院。父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晓云被安排在医院的一间病房住。后来，我和姐姐分别结婚时，都是在这里举办的婚事。没有父母亲的祝福，是我和姐姐一生最大的遗憾。直到1993年，我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父母只留给我和姐姐晓云每人一个樟木箱子，是当年万达叔叔送给我父亲的。

另外，我还有几个年龄大的哥哥姐姐。父亲在世时，没有给任何一个安排工作。父亲最反对子女利用自己的关系，进城当干部做工人。我大姐一辈子是个农民，去世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其他几个都是靠自己努力参加了工作。

其实，父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就是他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告诉我们如何去干好工作，如何去做人做事。这些都让我们受益终身。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网主编助理郝江华、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首席编辑邓军强特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