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时期的绿釉贴塑人物联珠纹盖罐，纹样显得朴素稚嫩。

2013年3月12日，媒体 ：宋代画家米芾的国宝级画作《深山夜雨》将于17日亮相美国纽约贞观拍卖行，起拍价约为人民币2亿元。

消息一出，藏家朱绍良在微博上吐槽：“贞观拍卖一向雷人，看到这幅‘米芾’作品，就知道林辑光先生(贞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编者注)又犯病了。可恶的是还有比老林雷的，推波助澜，欺骗大众。”

天价拍卖同时带动了中国赝品市场的大繁荣，“拍卖出去的文物，半个月后文物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一模一样的赝品，价格就跟着拍卖公司的天价走。”《中国文物黑皮书》编辑、学者吴树[微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赝品的猛增把文物市场池水搅得更浑，高仿品真伪难辨，专家不专，文物鉴定“雾里看花”，“中国目前整个艺术品鉴定基本上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乱象丛生。”吴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回归到鉴定的技术根本，在“眼学”逐渐无法抵挡高科技制假的攻击，同时科学鉴定发展尚未成熟的时期，文物鉴定究竟何去何从?

“八国联军”成功应对机器

鉴定和高仿，看似一盾一矛的互相对垒关系，高仿品就被当成了造成目前古玩市场“坑蒙拐骗诈”混乱局面的元凶。而实际上卖菜刀的并不等于是杀人犯。

文物界给高仿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高仿，是指从瓷器制作的基本材料开始，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赝品”，虽然它们都是“新”的，但高仿瓷器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原作。

著名古陶瓷艺术家黄云鹏曾说：“称得上‘高仿’的陶瓷，一是品质、材质、工艺上可与真品媲美;二是要经过‘做旧’，和真品接近到80%以上。”

“高仿是一门艺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每一个瓷器的每一个画面，传承的都是历史的文化。”古陶瓷艺术家李广琪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不断强调。

然而做高仿的艺术家或作坊工匠，没有谁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不在古玩市场上流通。高仿编辑即使明确告知首个买家该作品非真，此后仿品经几轮倒手、忽悠涨价，等它以文物身份出现在国际拍卖行时，其身世早就扑朔迷离了。

提到高仿就无法避开景德镇。樊家井的仿古瓷一条街更是景德镇高仿的缩影。各种技艺高超的艺人隐藏在形形色色的小作坊里。这条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条小路，经过上世纪80年代生产关系变革以后，个体瓷器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从这里几千块钱买进，未来在国际拍卖会上或许以数千万数百万元卖出，收藏者相传的种种案例使“神话”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这里的特色是开诚布公地仿制，很多店铺门口直接摆放着盛满泥浆水用来涂抹瓷器的大小木盆，用来蚀褪瓷器浮光的氢氟酸、高锰酸钾瓶，还有用来擦拭瓷器使其变得陈旧的稻草和草木灰等。“做旧”广告下，地址电话写得明明白白。

“现在景德镇做仿古瓷的有上千家，高仿也有几十家，这些人术业有专攻，仿成化、仿宣德、仿元青花、仿洪武，个个都是水平很高的专业户。有不少人仿得比我好。”黄云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景德镇的高仿高人所做的高仿瓷，有一套对付机器检验的秘诀。

大多机器检测都是检验瓷器的底部，分析瓷胎的成分是否和老瓷一样。高仿瓷的底部原料就来自于老瓷取料的老坑。比如做瓷胎用的磁石是安徽祁门太后坑的，是慈禧太后时期挖过的。

瓷器底部釉面下的气泡也是专家检测的重点，古代的窑炉是用柴烧的，温度不均匀，瓷器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气泡，而现代天然气的温度均衡，但高仿高人可以通过调节天然气的放气量来控制窑内温度，关小几分钟，再放大几分钟，人为制造大小气泡。

“陶瓷行业就看两方面，审美观和工艺，二者都符合的话，基本上就能定为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但陶瓷是一个粗放型的行业，不可能像医药分析那样，化学元素含量标准化。”李广琪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就像在烧窑炉过程中，师傅多了一铲子，少了一铲子，这样出来的数值就会不一样，所以完全依赖科学也不行，还得靠经验。”李广琪说。

每一个时代的瓷器都有自己的流行密码，只要符合了这些流行密码，从用料、工艺、配方、绘画手法等方面都符合，这件瓷器就会被定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品。

李广琪也有自己的上机器秘诀。他送上机器的瓷器都是拼装货，俗称“八国联军”。

“景德镇这些年在开发房地产的过程中，挖地基时挖出全部都是废旧瓷片，这些瓷片都是过去沉淀下来的垃圾，里面有很多的底啊，半截的啊，破破烂烂的。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捡回来，切割了，然后随着这些东西的造型把它拼接起来，检测的时候谁会去磨口啊，他一定要取瓷器的底部成分，做分子分析，分析瓷器的胎土成分，什么二氧化硅的含量、氧化钡、氧化钛呀，三氧化二铝，等等。我们在做雍正时期的瓷器时，找上雍正的这些瓷片装上，你去怎么检测它也是老的，根本不怕过机器。”李广琪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有些青铜器也一样，检测出来三只脚是老的，盖上的三个钮是老的，身上的铜烂没了，铸个新的补上去，依然是拆装的新货，但检测的时候一般不检测主体，脚和钮作为样本的话，这个拼装货还是会过关。”

中科院高能所核考古组的尝试

面对强大的高仿，经验与一般机器都不足以应对，究竟有没有更高端更靠谱的技术呢?“中国目前艺术品科技鉴定只在瓷器方面有了初步的探索和突破。热释光的测试方法是针对最后一次过火的时间，可以测出艺术品出土时间，但会有5%~10%年份的误差。”吴树说，“比如明清具体哪个朝代的东西就没法测准了”。

事实上，热释光的测试方法也被制假分子破解了。一位香港收藏家曾在河南买下一批唐三彩的高仿品，回到香港用热释光测试，结果显示距今3000年，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高仿制造商就开始寻找破解之处，最后找到安检系统的X射线是“法宝”，X射线扫射一秒钟，瓷器就可“老化”100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国内开展科技手法鉴定古陶瓷工作最早的机构。改革开放前，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古陶瓷的技术发展史和古陶瓷工艺史。1999年，一位澳籍华人宁志超带着两只元青花象耳瓶去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鉴定试验，没有得到明确回复，他随即找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鉴定。研究人员试着用核分析手法，用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几个青花瓷片作对比，进行真伪识别。

上述案例之前，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用的湿化学鉴定方法是有损分析，“但属于文物的东西是不能让你取样的，一有瑕疵价格就大打折扣，我们高能所拥有同步辐射X荧光、质子激发X荧光、常规X荧光分析技术，可以做无损研究，进行元素原位的无损测量，这些方法是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所以具有技术优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松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尝试表明核分析技术在古陶瓷分析鉴定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依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拥有的多种现代核分析条件和实验技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考古组在1999年成立。

核考古组成立后，先后与8省(福建、江西、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云南)1区(内蒙古)2市(北京、成都)的考古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收集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产地和地层年代明确的标准样品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考古组共收集了约40个典型名窑发掘出土的产地和地层年代明确的10000余件古陶瓷残片标本，建立了具有代表性、统计性和实用价值的6000多个样品有损分析和10000多个样品无损分析的古陶瓷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国内分析样品量和数据量最多的数据库。

据冯松林介绍，样本采集和建立标准样品库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样本只要考古队一手挖掘出来的，窑址地表采集和民间收藏的瓷片我们不用，我们的数据库基本上覆盖了收藏者追逐的主要窑口，现在就缺汝官窑和景德镇御窑明清部分，其余的基本都收集了。但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古陶瓷数据库，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有的窑还没发掘，有的窑还不知道在哪儿。”

冯松林说，核考古组基于大量样品的分析数据，已经解决了多个陶瓷考古难题，例如回答了浙江越窑秘色瓷是否专门烧制的学术争论、为陕西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古瓷年代区分提供了重要判据、将湖田窑二元配方的年代提前约300年、建立唐三彩的产地溯源和真伪识别依据、元青花的识别数据等问题。

核考古组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只有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对古陶瓷真正认知了才能涉足社会服务，否则就是不负责、不严谨。”冯松林说，“不过，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对接已经开始尝试。”

核考古组和北京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合作筹建了两个“科学检测室”即初检点，近期就要开始探索性社会服务。很多人慕名而来做检测，经冯松林“眼学”淘汰的就有100多件，剩下200多件值得用仪器初步检测，而通过全面检测的仅5件。

“第一步是初检，初检目的是分辨是否有人为添加的化学成分，是否基本符合古代瓷器特征;第二步，通过初检后才能进行全面检测，在不同位置分别测胎、釉和色料4个点，对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给出分析报告;最后一关是我们和古陶瓷专家一起做综合评估，自然科学和人文相结合，包括从器型、胎质、釉色、绘画风格、文化内涵和烧制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冯松林介绍鉴定流程。

走经验与科学结合的道路

目前，民间陶瓷检测鉴定机构使用的数据库主要由《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500多个古瓷器样本和国博馆藏品的数据所组成，没有明确统一的参考标准，数据没有合理的波动范围，关键是缺乏必须的微量成分数据，同样一件艺术品，这些不同的民间科学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很可能不一样。

“这些民间检测鉴定机构不严谨的检测，亵渎了科学的严谨和严肃性，让藏家逐渐以为科学的检测也不靠谱，文物市场的混乱由此越演越烈。”冯松林说。

曾有一位景德镇高仿商自信地对冯松林说：“瓷器的化学组成我都能仿得一模一样!”冯松林解释说：“你做不了，主量成分可以仿，但微量做不了。百万分之几的含量，十万分之几的含量是难以仿制的，如果真品的某种微量元素相对来说高，现代原料比较低，那还好办，只要将微量元素逐一加进去。但反过来不行，原来比较低，现代原料的某些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你就很难减到符合要求。”

在建立准数据库的研究工作中，核考古组还顺便做了仿品数据库。“艺术品拿来测试，跟仿品数据库一对上号了就是假的。从2005年开始积累仿品数据库。本来不是有意识去做，但仿品多了以后，就收集了各种仿品特征。”冯松林说。

与“眼学”相比，科学鉴定本来应该有巨大优势，但是目前国内几家有数据库的研究机构各自为阵，数据库标准不统一，数据库信息不共享，而且这些有科研能力的鉴定机构往往都盯着官窑名窑做重复性工作，浪费资源和人才，也很难在一定时期内有效遏制赝品的存在。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鉴定办法也有缺陷。通过材料材质、化学成分含量、老化痕迹等来确定真伪是技术手段，至于艺术品的文化内涵则需要人文科学的专家来确定的，“没办法量化的东西我们就没法弄，所以‘眼学’不可能被淘汰，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和科学相结合。我们国家鉴定人才培养也最好是文理兼有的专业，既有陶瓷考古的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冯松林说。

可否对“私生子”施行“特赦”

潜心研究中国文物市场多年，吴树一直呼吁的治理办法是修法建制。“要想治理好这个市场，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吴树说。

《文物法》保护不了文物。据吴树介绍，当前我国急需得到保护的文物是通过“三盗”(盗墓、盗捞、盗窃)流失的“文物私生子”。这些文物数量特别巨大，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历史久远、工艺精湛、科研价值高等特点，堪称国之瑰宝。它们的去向很明晰---一部分走私出境，流失到国外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手里。剩下的则失散于民间，或鱼目混珠，掺进大量文物赝品中，在市场里非法交易，或被收藏爱好者“非法”私藏。

“更要命的是，这些‘文物私生子’就算被羁留境内，由于藏家和商家缺少专业常识，天天都有毁坏现象发生。”吴树建议大胆采取怀柔政策设法让这些“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然后进行适当的保护，继续“藏宝于民”。

所谓的“怀柔”政策，用《文物法》起草人谢辰生先生的话讲：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文物私生子’施行‘特赦’，允许在指定的场所进行交易。”

吴树建议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机构，指定时间段，对这些物品免费鉴定、登记造册，在依法明晰国家产权的前提下，允许收藏者在国家指定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交易或继续收藏。

“这种办法有如房地产产权归属一样，土地是国家所有，房屋使用权和交易权归个人。但市场放开了，就必须下大力气封堵‘文物私生子’的源头，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击‘三盗’(盗墓、打捞、盗窃)行为。现有的打击力度轻，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执法者与‘三盗’分子勾结犯案的现象屡有发生。”吴树说。

《拍卖法》也有问题。

“目前文物拍卖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拍卖企业滥用或误读《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的免责条款，免责条款为赝品大开绿灯，这一条必须取消，还要加大对专家虚假鉴定、卖方知假卖假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据吴树调查，目前没有几个国家有专门的《拍卖法》，拍卖行的交易行为归属相关商品法，出了问题惩治严厉。“如在美国制售假画如同制售美钞同等治罪，在韩国如果文物仿制品不标注制作人就不准上市。”

“修法之外还要建制，建立一个完整的文物鉴定体系，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科学手段引入鉴定机制，然后分级建立服务民间收藏和文物交易市场的鉴定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效仿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运作模式，对交易市场出现的纠纷案件进行分级仲裁。专家鉴定文物，可以参考公立医院的医生待遇，无论鉴品真伪，实行计件奖金，证书有如医生开诊断书，与个人利益脱钩。这样做了，即便不能彻底肃清鉴定业的腐败现象，但‘看钱断真假’的概率肯定会少了许多。”吴树说，“只有修法建制，才能肃清中国文物市场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