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确保通过陆路向缅甸运输军队及后续补给，开始修建连结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的铁路，胁迫6.2万名盟军战俘和30多万名东南亚劳工在热带雨林深处的悬崖峭壁上硬生生铺出一条415公里长的铁路，而这段路曾被英国人认为修建难度太高而放弃。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铁路”：每修筑1公里，就有600余人丧命;17个月后，铁路竣工，1.2万名俘虏与9万名劳工因过度疲劳、营养不良、体罚虐待或感染疟疾、霍乱等传染病丧生。

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凭借《深入北方的小路》一书斩获英语小说最高奖项布克奖，小说讲述的就是这段被死亡阴影深深笼罩的黑暗历史。

2018年3月，在澳大利亚文学周上，我与弗兰纳根面对面谈起这本小说，以及小说中的记忆与历史。

写作《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初衷是弗兰纳根的父亲，老人作为战俘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备受屈辱与折磨。作为幸存者，他以曾经的痛苦经历教育儿女。“在我们那座棚屋里，孩子们和他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驱魔’仪式。”弗兰纳根曾写道，“我们6个孩子排成一行，用日语从一数到十，然后齐声背诵父亲在战俘营的代号。”在父亲对于战争的记忆中，弗兰纳根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潮热的雨林、严酷的体力劳动、病痛的面孔、一米一米向前延伸却似乎没有尽头的铁路，这些对普通人而言无法想象的细节，在他笔下却具有铁一般的质感与血一样的温度，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回忆中长大”。

将父亲的记忆和泰缅铁路的历史写出来，并非弗兰纳根成为作家后一直笃定的选择，更多是因为如鲠在喉，不写出来，似乎无法再去写别的故事。而父亲的年迈更令他意识到，“如果不在父亲去世前写完这本书，我可能永远也写不完了，我必须写完”。12年间，五易其稿，书稿完成的当天下午，父亲去世了。弗兰纳根说：“这本书是父亲给我的礼物，他相信我。”

《深入北方的小路》以泰缅铁路的修建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的爱情与战争经历。每每令人动容的，是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深陷战俘营，挺身而出从残暴的日本军官手中拯救饱受饥饿、霍乱和拷打折磨的人们。弗兰纳根说，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对亚洲进行侵略，令澳大利亚人成为囚犯，一桩桩史实凝聚在书中是一个个俘虏的死亡。当身处邪恶的境遇，当死亡发生时，人们应该像埃文斯一样站出来，阻止罪行的发生，因为每一个死亡都与你我有关。于是，在埃文斯身上，以及俘虏之间，闪耀着友爱互助之情与无法熄灭的希望之光。正是这样的人性光芒，闪烁在幽暗的细节讲述中，最终照亮整部小说。

诚如故事开篇第一句，“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因为在编辑弗兰纳根心中，无论过去，还是记忆，都是被建构的，“你会选择去记住什么，以及如何记住。人天性向善，渴求希望，寻找光明，在希望的各种形式中，爱情是其中一种”。于是，这本书关乎战争，关乎爱，关乎如何在记忆的密林中，向着光明处，走出一条通向希望的小路。

为探寻父亲记忆中唯一憎恨的人——战俘营守卫，弗兰纳根在书稿完成前不久奔赴日本。当年的守卫已是93岁的老人了，看似温和慷慨，却不记得曾对战俘施以种种暴行。弗兰纳根请求老人扇自己耳光，这是父亲当年经常遭受的惩罚。虽然感到不可思议，老人依然抬起了手，当被扇到第三个耳光时，他头晕目眩，感到整个房间剧烈震动，仿佛一场巨大的地震突然袭来。在那一刻，弗兰纳根看到老人脸上惊恐的神情，似乎终于明白自己曾经犯下怎样的罪行。他想，“邪恶并不存在我和他之间”。

也许正因此，虽然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人在战争中累累罪行的书，每个部分的标题却摘录自日本俳句，甚至连小说名字“深入北方的小路”都语出松尾芭蕉的俳句《奥之细道》的英文译名。弗兰纳根说，“我希望通过类似俳句的写作模式，用精准的意象与客观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中去体会、去思考，在具体的罪行之上，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为什么这可怕的一切会发生?”而第五部分所摘录的小林一茶的俳句“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凝视繁花”，则是弗兰纳根想对读者说的话，“无论在多么残酷的环境中，不要忘记依然还有花朵之美，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美的存在，以及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南非作家库切曾说：“所有的自传都是在讲故事，而所有的创作都是一种自传。”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遥远海岛塔斯马尼亚，祖先是19世纪40年代从爱尔兰流放至此的犯人，父亲在泰缅铁路的修建中受尽折磨，这样的家族历史令弗兰纳根更重视默默无闻的人的尊严，以及那些无人记录的悲剧。通过写作，他在思考，在记录那些被忽视、被压抑、被剥夺的人们的故事。他的小说，不仅讲述着家族的故事，更讲述着塔斯马尼亚，这片土地的故事。

16岁时，弗兰纳根辍学回家成为一名河道导航员。1994年，他33岁时，根据这段经历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河流领路人之死》，透过富兰克林河上导航员阿尔杰兹·柯西尼的视角，讲述了塔斯马尼亚作为流放之地的悲惨历史，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美丽的大自然，以及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繁衍生息的原住民的践踏与蹂躏。这本书令他在澳大利亚文坛崭露头角。

1997年，弗兰纳根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单手掌声》，描述了斯洛文尼亚移民在塔斯马尼亚的生活，获得“澳大利亚图书奖”和“万斯·帕尔默文学奖”。2001年，《古尔德的钓鱼书》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了873645号流放犯威廉·布埃鲁·古尔德在如天涯海角般遥远的范迪门地萨拉岛的悲惨遭遇，讲述了塔斯马尼亚在殖民统治下的历史，一段人类应该永远为之扼腕长叹、无法忘记的历史。

通过写作，弗兰纳根不断在记忆中回溯，不断在历史中探寻，无论是属于个人的回忆，抑或是整片大陆曾经发生过的悲剧，都在他笔下的一个个故事中被重新讲述着，在鲜活的文字中再度获得生命，在读者的目光中重新具有温度。也正因此，历史，以及关于历史的种种记忆得以被我们感知，曾经缺失的声音得以被我们听见。